志灵：遏制“闪离”不能靠法律发力
作为一名长期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礼仁建议，“婚姻法”中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而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吴丁亚律师认为，这一建议有违反“婚姻自由”之嫌(4月29日《新京报》)。
先不谈王法官的建议是否合理，至少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命题，我们社会的离婚率是不是太高了？两三年前，北京和哈尔滨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就显示，我国“80后”草率结婚又轻率离婚的人数持续走高。80后独生子女成为离婚高发人群，已成为婚姻管理部门、婚姻家庭专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这倒也印证了王法官的判断，“离婚简单导致草率结婚，草率结婚又必然使离婚增多，两者相互作用，恶性循环”。
虽然现代社会离婚率越来越高值得人们忧思，但这是否是一个需要法律直接介入进行规范的问题，则很值得商榷。如果我们认同离婚自由和结婚自由一样天经地义的话，那么，王法官的建议在逻辑上最大的缺陷就是，这种做法固然可以让部分人更加慎重地对待婚姻，但对于一些经过很慎重考虑，认为自己的确需要离婚的人的“离婚自由”，是一种权利的剥夺，因为结婚达不到一定时间不准离婚意味着他(她)们要有很长一段时间要生活在“想离不能离”的痛苦境地。
而且，王法官建议的一个致命缺陷是，这个一定的时间到底是“多长时间”，谁能拍着胸脯说自己就了如指掌，即便强行规定一个诸如“七年之痒”的期限，恐怕也是一种理性致命的自负，不足为信。从这个意义上讲，防范草率离婚要求法律发力是一个很不现实的主张，因为法律并没有足够的理性去规定一个合理的期限，既然这样还不如让当事人自己去决定这个“期限”。
在我看来，虽然防止草率离婚法律不能发力更不需要发力，但并不意味着我们面对如此高的草率离婚率置之不理，反倒催促我们要在道德文化的层面去解读他(她)们为什么要“闪婚”和“闪离”。有调查显示，缺乏忍让和宽容，是当前80后人群离婚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她)们为什么要缺乏忍让和宽容呢？
对此，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曾有一针见血的分析，他讲道“很多人忘怀了这培养的工夫。旧式婚姻因为承认夫妇的关系是痛苦的所以要设法克服，所以肯下工夫。现代婚姻一开头是一见倾心，接着是如胶似漆，一到结了婚，碰着真正现实的试验，发现了婚姻的痛苦，心理上既无准备，感情又好像受了欺骗，结果反而不在力求和洽上用工夫了，这是新不如旧的地方”。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分析，“闪离”的症结其实在于“闪婚”，而“闪婚”的根源又在于对婚姻浪漫性的过度想象。可事实上，婚姻制度的存在，除了为两情相悦提供一个制度保障外，更重要的功能是为延续后代提供一种制度化的保障，而这种保障对于踏入婚姻殿堂的人来说是一种绝对和纯粹的责任，而没有任何的浪漫空间。
法学家苏力在“为什么朝朝暮暮”一文中指出，仅仅出于对两情相悦的制度化确认，婚姻制度并没有存在的必要，反倒是婚姻制度本身就是对情爱的一种限制，使得当事人更多地对抚养下一代和对方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草率离婚率的攀升，是不是我们对于婚姻责任越来越淡化的一种直接表现，果真如此，法律再强行介入也是没用的，因为法律不能规定“你必须爱你的妻子”，而建立在社会普遍信仰之上的婚姻道德共识却可以做到这一点。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张福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