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市长为何非等到“责令”才辞职
“辽宁庄河民众政府门前下跪”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２４日做出决定，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责令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辞去现任的庄河市委副书记、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并对其实施问责。其中责令孙明辞去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相关手续。（4月25日 新华网）
跪着，也未必能见到市长。有人说这是权力的傲慢，也有说这是表达机制失灵，但不管怎么说，当事官员的确未曾尽到相应的责任，故而“影响恶劣”。眼下，市长被“责令辞职”了，也算是权责对等的体现。但有几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设若下跪的只是一两个民众、设若这次下跪事件未曾被媒体密集关注，还算“影响恶劣”吗？拒见民众的政府官员还会被“责令辞职”吗？
千人下跪，市长绕行。好在上级部门已经对事件性质与影响作出了认定，事件背后的是非曲直自然会有相关程序依法跟进，唯一的遗憾是：这一次，我们还是没有等来当事官员的引咎辞职。
诚然，责令辞职比引咎辞职更严厉，体现了一定的力度与决心。但就事件本身而言，也许引咎辞职更能纾解民怨，更能重树权力之公信。《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因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引咎辞职是个人的自愿、自责行为，而责令辞职的特点在于辞职对象的被动性和组织行为的强制性。两者尽管内容相似，但情怀与姿态不可同日而语。
当地方性事件成为公共事件之后，权力如何应对与究责，很大程度上更具有示范意义。引咎辞职制度实际上是责任人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举动，有效填补了承担法律责任与不负责任之间的空白，有利于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其他政府官员来说，它实际上是一种警醒和鞭策。如果仅仅是“责令”，显然难以唤醒权力的责任自觉。
一些官员为何难以做到引咎辞职，主要还是因为“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没有制度的制约，要让政府官员依靠内心自觉而引咎辞职，自然很难。
千人下跪，没能跪出制度对当事官员权力自觉的倒逼，多少是件遗憾的事情；而缺少“引咎”的氛围，又何尝不是闹出千人下跪之悲剧的成因呢？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张福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