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传染病的历史中汲取经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自强
截至2021年9月17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已夺去超过468万人的生命，让几十亿人陷入了各种形式的隔离状态。
有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及之后，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时期。这样说不无道理。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类，很少亲身经历灾难性传染病在人群中失控大流行。从文明起源到21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人们甚至一度认为，已拥有对未来新型传染病威胁的豁免权。
我们有必要翻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染病与人类历史》，回首看一看过去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一些疾病，想一想在与病毒与细菌的斗争中，我们学会了什么；在与新冠病毒抗争过程中，我们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章节。
小小的病菌胜过千军万马，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公元前430年到公元前426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不幸遭受了一场瘟疫。瘟疫过后，希腊文明开始走向下坡。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这场瘟疫描述为能产生传播性脓疱疹的疾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他详细记录了瘟疫的情况。根据他的描述，这场瘟疫可能最早来自于非洲某港口，通过埃及、利比亚传到西亚，继而传到希腊。
据记载，这场瘟疫造成四分之一的士兵死亡，城邦人口也几乎死亡四分之一。当时正值雅典与斯巴达交战，因为疫病流行，雅典霸权由此终结，希腊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
这是人类比较早的关于传染病影响历史进程的详尽记载。小小的病菌胜过千军万马，逆转了战争史的许多篇章，并带来连锁反应，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列举一系列历史文献，表明千百年来，传染病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类文明的上空，并随时准备改变历史进程。当东罗马帝国的商船从非洲满载而归，顺便带回的还有鼠疫。接下来的200年中，“总共带走约40%君士坦丁堡人的生命”，这也对欧亚力量的平衡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正欲收复前罗马失地的时候，这场鼠疫严重削弱了其统治力量，使其无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和波斯军队的攻击。波斯在攻击东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受到随之而来的鼠疫的沉重打击，波斯帝国陷入混乱，伊斯兰教顺势崛起。
几个世纪后，蒙古帝国开始扩张，东西方交流更加频繁，疾病流动也随之加快。商队把病菌从草原地鼠身上传到人身上，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一名意大利人在1346年记录了爆发于克里米亚的卡法城的战争，蒙古军队包围卡法城，用投石机把患鼠疫死者的尸体射入城内，城内居民短时间内出现各种症状：高热、咳血、全身呈黑紫色，黑死病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而那些设法逃离这个城市的人则把疾病带到君士坦丁堡和欧洲。
黑死病在整个亚欧大陆的传播，夺去了近一半的人口，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以及混乱的社会秩序，使得原有制度发生显著变化：农奴获得自由、地主放弃对领地的经营、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经济逐渐从农业转向工业生产和贸易，这让封建领主与骑士丧失了他们对下层阶级的统治权力”。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在这次疾病大流行之后开始发展起来，而这也是文艺复兴发生的社会文化前提。
纵览人类文明史，每一次重大传染病的流行，不仅直接影响到人的健康与生命，也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国家的衰落，甚至是文明的消亡。正如书中所述：鼠疫彻底改变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格局；天花的次生影响让欧洲人加速了殖民的步伐；疟疾深深改变了人类的基因；肆虐千年的肺结核催生了人类对抗生素的探索；斑疹伤寒与众多重大战争如影随形，如无形杀手影响着交战各方的成败……人类文明一直在与传染病的战斗中顽强穿行。
与传染病作战催生了现代文明和人文精神
对于传染病的病因，人类早期的认知非常有限。一些人认为是地震或彗星等自然现象把瘟疫带到地球上来，或者是行星排列方式导致灾难。在对未知领域的恐惧与敬畏中，人们采取的一些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疾病传播。
最早的措施就是隔离。在黑死病流行期间，意大利的某些港口设立检疫制度，规定“当船只到港后，让船上的人员在港口隔离40天。通过这样做，人们希望有传染性的船员在上岸前隔离的阶段，病情已经暴发出来了，这样船员下船后就不会感染到其他人”。值得一提的是，“隔离、检疫”的英文“quarantine”，在意大利语中就是“40天”的意思。“海港检疫”这一做法成为人们与传染病斗争过程中获得的宝贵经验。
随着与传染病斗争经验的累积，人们逐渐认识到很多传染病来自于病原生物体，提出“病因—环境—宿主”模式，奠定了传染病防治的科学基础；同时，传染病的发病，还与环境和人的自身免疫力有关。于是，主动免疫即疫苗接种作为一项重要课题呼之欲出。
医学史上最重要的观察成果之一，是天花的幸存者对随后的感染具有免疫力。这一事实促使一些人寻找可以模拟天花感染的方法，并在不对接受者造成任何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激发这种免疫力。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牛痘接种预防天花。他描述的接种过程后来被称为“接种疫苗”（vaccination），以纪念它的来源——奶牛（vaca在拉丁语中是“奶牛”的意思）。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已经从地球上被消灭。
以牛痘接种为代表，科研的进步使得许多预防传染病的疫苗在20世纪被研发出来。与传染病作战不仅推动了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发展，也催生了现代文明和人文精神。在《英国医学杂志》作的一项调查中，专家们将卫生列为过去150年来在健康和医学方面最重要的里程碑，超越了疫苗、抗生素和麻醉的发明。卫生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它赋予了人类使环境、食物和水保持清洁的能力，起到了预防的作用；同时，它让人们将时间、精力和创造力集中于开发新技术以改善生活。
正如《传染病与人类历史》所言，卫生革命的影响远不止预防疾病本身，“它永久地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活动，包括如何使用卫生间、如何清洁身体、如何丢弃垃圾以及如何准备食物”。此外，它使得城市设计更加智能化，“市政（城市）工程师与建筑师和科学家合作，建立了广泛的、结构健全的排水系统以及水处理设施，以便长距离输送清洁饮用水。他们铺设了新的道路并安装了排水沟，以便恰当排水”。简而言之，卫生革命帮助我们创造了今天所熟知的现代城市。营养、医学发展和卫生设施是人们比200年前平均寿命延长了40岁的主要原因。而对于科学家、医学家们来说，人类预期寿命的增加，是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最大成果。
抵御传染病进攻离不开人类文明的防火墙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随着卫生设施、疫苗、抗生素和现代诊断工具的出现，人类对自身健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降低了传染病与流行病的发病率。尽管看起来人类已战胜了传染病，但我们与艾滋病、肺结核、流感的持续斗争以及一年多来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给人类敲响警钟——疾病的种子将一直存在，与病毒赛跑的我们任重而道远。
我们曾以为，抗生素的发明能成为肺结核的“终结者”。但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了对几种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结核分枝杆菌菌株。《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中的这些章节，不得不让我们产生共鸣——国内疫情趋于平稳，变异毒株德尔塔和拉姆达又伺机而入。与病毒的较量不是朝夕之功，任何掉以轻心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我们还以为，曾经被驯服的那些疾病再也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但2016年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病毒又给人类上了一课——由于垃圾收集工作的中断，消失了30多年的黄热病再次出现。短短几个月内，数百人死亡，数千人染病。这提醒人们，一旦忽略过去的经验教训，传染病会卷土重来。
历史原本是最好的镜子。1918年大流感期间，美国西雅图警察部队成员佩戴防护口罩外出执勤。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些城市几乎停止所有市政活动，“关闭了学校、图书馆、电影院、酒吧、体育馆、购物中心、舞厅和任何其他人们聚集的地方”“甚至要求市民在公共场合出门时戴外科口罩”。当时的这些“极端措施”也得到了民众的高度配合，“大多数民众还是接受了对他们的限制。骚乱和大规模抗议并不常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相较于100多年前“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现代的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状况，却折射出一个日益撕裂和混乱的社会：政治极化、社会无序、反口罩反疫苗运动此起彼伏……这是一个既滑稽又发人沉思的问题。要战胜病毒，自欺欺人是一种虚弱的表现。总是漠视或回避自身问题，甚至不惜混淆黑白，最终只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科学研究早就证明，世界的疫情取决于控制最差的国家，不取决于最好的国家。在抗疫面前，人类唯有同舟共济，才能柳暗花明。道理虽简单，但这一逻辑要想成为各国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从目前看显然尚需时日。从这方面讲，抵御传染病进攻离不开人类文明的防火墙。
所幸，我们可以通过《传染病与人类历史》，对古老的传染病有新的认识。同新冠病毒正面交锋的我们与书中描述的每一场大疫的患者或幸存者一样，正经历人类的又一次全球集结，向传染病开战。从这个意义上看，《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不仅是关于医学发展的科普读物，更是一部全球人类发展的“史记”。以史为鉴，我们才会更好地摆正自己在自然界和疾病大流行中的位置，并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必要准备。
中国医药新闻网摘编：任薏宏 |
